松树镇

“弄得太隆重了，”我说，“平时我们都不吃早餐的。”

“也没什么好吃的，你们将就将就，”赵红旗说，“晚上我看看能不能弄个野狍子，烤着吃吃。”

“千万别，”我们几个直摆手，连说好几遍，务必让赵红旗相信我们是认真的，不是跟他客气。

“那吃蛤蟆吧，现在的蛤蟆最肥。”赵红旗问小莫，“哎对了，老吴不是会捉蛇吗？让他捉两条来。”

“千万别千万别。”我们又开始猛摆手。

“我最怕蛇了。”我说。

“切成段炖熟了，你根本看不出是什么玩意儿。”小莫说，“女孩儿吃毒蛇还美容呢，脸上不长疙瘩。”

“我宁可长疙瘩。”我说。

周为和方磊也坚决反对吃蛇，“从现在开始除了绿叶儿的东西其他的我们都不吃了。”

张景乾让我们逗笑了，对赵红旗说，“给他们弄点儿新鲜榛蘑炖老母鸡。”

吃完了饭，张景乾去上班，赵红旗开车，带着小莫跟我们去山上。公路像层层捆缚山的绳索，我们像砣螺似的转了一圈儿又一圈儿，往下面看时，松树镇变成了一个漏斗的底坐。又开了一会儿，一些小煤窑开始出现在我们眼前，规模不大，大部分是斜井，往外运煤的小火车车厢，跟棺材差不多大小，开动的时候晃里晃当地响。工人们每天坐着这些小火车进掌子面工作，下班再坐这小火车出来。

赵红旗和小莫谁都认识，方磊和周为拿着摄像机取景的时候，他们跟煤窑主，或者主管聊天。

他们无一例外地问我们是干什么的。赵红旗说我们是拍电影的，他们的回答全都一样，“这地方有什么好拍的？!”

“是煤矿里一些中学生的故事。”赵红旗说。

他们很快谈起真正关心的事情，贮藏量怎么样？煤质如何？找到买家没有？今年冬天的煤价是涨还是降？他们都为钱焦虑，工人的工资拖欠得太久了，再不赶紧把煤发走弄回钱来，不知道哪天刨煤的大镐头就刨到他们的脑袋上了。

“你们早晨醒来，一抬头看见的是太阳初升，”赵红旗对我和小莫说，“我每天睁开眼睛，先得琢磨这样那样的费用，没有个三千四千的，推不开门啊。”

“进钱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呢，”小莫跟我说，“有钱的时候，唱卡拉OK他给我们一人找三个小姐。”

我们的笑声在山坡上滚动，方磊隔着百十来米，把镜头转向我们，赵红旗踢了小莫一脚。

赵红旗的矿在小煤窑里算大的，除了一个斜井，还有个竖井，他说这个竖井是以前国营煤矿留下来的，现在也能用，但太深了，有二百米呢。

我拽着井边防护用的绳索，探头往下看，黑黑的一柱空洞，通向地心，看得人眼晕。

方磊没敢上去，他是南方人，白白净净的，现在脸色更加苍白，他见我从上面下来，说我，“真是个心狠手辣的女人。”

“你知道左拉吧？法国作家？”

方磊说知道名字，但没看过他的作品。

我说左拉有一次去煤矿做实地考察，在一百五十多英尺的井下，看到一匹高头大马拉着满满一车煤在隧道中走，他问向导，“你们每天是怎么让这匹牲口进出矿井的？”矿工们以为他在开玩笑，都笑起来。后来发现左拉是认真在问，才回答他说，“这马还是小马驹时，还能塞得进我们下来时乘的罐笼时，就被运下来了，这马是在井下长大的，因为没有光亮，一两年后它的眼睛就全瞎了。它在这煤道里面拉车拉到死为止，然后被埋在这里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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